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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自觉的历史︱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和彼此错过的破局者

发布日期:2021-06-10 05:5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澳门三肖三码626969臣窃惟欧洲诸国,百十年来,由印度而南洋,由南洋而中国,闯入边界腹地,凡前史所未载,亘古所末通,无不款关而求互市。我皇上如天之度,概与立约通商,以牢笼之,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,胥聚于中国,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。

  1894年2月15日,农历甲午年正月初十,广州《中西日报》刊发东西药局告示一则:“大医生孙君逸仙,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,今已由澳回省。”

  告示里的那个“澳”,不是澳门,而是毗邻澳门的香山县翠亨村,孙中山的老家。甲午新春,孙中山把自己关在翠亨村的宅子里,写了篇大文章,题目叫《上李鸿章书》。

  此事怎么看都有失体统,尤其是放在十九世纪末的大清,更显十二分的荒唐。一位年方28岁、来自岭南瘴蛮之地的西医,凭着一股子不知谁给他的自信,要投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,跟71岁的老人家聊聊富国强兵之道。有冇搞错?

  没错,《上李鸿章书》洋洋近8000字,主题就是富强之本。当年9月和10月,广学会下的《万国公报》月刊,以《上李傅相书》为题分两期刊发此文。从《万国公报》的文本看,这是篇野心很大,口气比野心更大的雄文。雄文的精华在第二段,西医给岌岌不可终日的大清开了一剂药方——

 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,不尽在于船坚炮利、垒固兵强,而在于人能尽其才,地能尽其利,物能尽其用,货能畅其流。此四事者,富强之大经,治国之大本也。我国家欲恢扩宏图,勤求远略,仿行西法以筹自强,而不急于此四者,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,是舍本而图末也。

  不消细品,“窃”之后百十来字,有难以掩饰的居高临下。想让中堂大人照方抓药?作者说话的调门,显然高了点。位卑不敢忘忧国,那是你的想法。位卑就没有资格忧国,那是大清的章法。

  孙中山在青年时代是个愣头青,愣头青身边有几位大逆不道的同道。譬如陈少白、尤列和杨鹤龄,就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结识的朋友。四人过从甚密,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,并称“四大寇”。“四大寇”加上孙中山的同村发小陆皓东,组成了一个聊天群。聊天群的官方语言是夹杂着散装英文的粤语,日常话题一些排满反清的牢骚,意见领袖是自诩“洪秀全第二”的孙中山。

  “洪秀全第二”何以竟要上书李鸿章?这反映了他立场在1890年代初的短暂游移,部分接受了温和改良的思想。微妙的转变,源自香山耆宿郑观应的影响。孙中山西医书院毕业后行医澳门,郑观应恰好在澳门丁忧守制。在此期间,两人有着深入的观念交流。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》收录了孙中山的《农功》一文,而《上李鸿章书》中“人尽其才,地尽其利,物尽其用,货畅其流”的改革方案则出自《盛世危言》序言。两者之间的关联,陆皓东再清楚不过。

  在电影《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》里,陆皓东算不得主角。有一句台词观众可能印象深刻,面对白莲教愚民他哀叹“中国没得救了”。可在孙中山30岁之前的人生舞台上,陆皓东却占了不少戏份,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、迷弟。他少年时的惊天伟业,是跟着孙中山捣毁了翠亨村村庙里的神像。后来他被历史记取的身份,是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,“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”。

  陆皓东还有个“第一”,《上李鸿章书》的第一读者。孙中山返乡写作,陆皓东是陪同者。孙中山每写一段,都会把陆皓东叫来,诵读、推敲。迷弟“好犀利、好鬼劲”的赞佩声,回荡在孙宅二楼的书房。种种迹象表明,陆皓东在为《上李鸿章书》击节叫好时,提出了一个更忘乎所以的建议:为什么不直接找李鸿章面陈要义呢?这一次轮到孙中山赞许迷弟了,合心水。

  都说广东人敢想敢干,此类优秀品格的要害是,很多环节还没想通透,就已经决定干了。孙中山决定面见李鸿章,理由倒是充分,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是挂名师生关系。孙中山曾就读的西医书院,李鸿章是学校庇护人。学生想见老师,天经地义嘛。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去见?暂告八字没一撇。

  眼面前的麻烦是,孙中山在翠亨村蒙头写《上李鸿章书》时,他的东西药局账面上仅剩十几块钱。“四大寇”之一的陈少白,收到药局伙计的信,立刻从香港赶回广州,替孙中山把药房收拾好,交还给股东。陈少白的举措只是应付股东追债的权宜之计,待孙中山怀里揣着《上李鸿章书》“由澳回省”,东西药局已入不敷出、难以为继。

  一家药局的破产,一般原因是执事医生不但想为百姓救死扶伤,而且想为国家寻诊把脉。

  药局破产对孙中山来说是小事一桩,他要操作的是更大的事,国家的事。回到广州,医生把他为大清开的药方交由几位朋友审阅。心思缜密、处事周全的陈少白在文章中添加了一些敬词、谦词和必要的客套话,使之更适合体制内的口味。晚清的广东人,对体制有刻板印象,那是一群满身官气的北佬。李鸿章就是端坐在体制金字塔高处的人。尽管他有着洋务派的开明形象,但草野小民真想与他面对面,关山重重。

  孙中山要面见李鸿章,此事摸着门道,已经是1894年6月。欲会李鸿章,先见盛宣怀。六度寻人的游戏,盛宣怀是通关要诀。盛时任津海关道,驻守天津直隶总督公署,三封推荐信铺就了通往公署的路。

  第一位给孙中山写推荐信的是魏恒,赋闲广州的前澳门海防同知。魏恒写信出于感恩,因为孙中山治好了困扰他多年的痔疮。魏恒推荐信的收件人是他的好友盛宙怀,盛宙怀任广东候补知府,却常住上海。在信中,魏恒向盛宙怀介绍了孙中山,并请求盛将孙推荐给他的堂兄盛宣怀。孙中山携魏恒推荐信,于6月初起程赶往上海,表兄谭虚谷资助了部分差旅费用,陆皓东随行。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上海之行,他一生总共27次莅临此地。

  第三位给孙中山写推荐信的是老熟人,郑观应。拜访盛宙怀的那几天,也就是6月中旬,孙中山在上海巧遇郑观应。名为巧遇,更像是约定。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出大戏里,郑观应是剧情的推动者,不动声色,适时出现。郑观应此番出现,貌似就是为了助力小老乡。

  在三封推荐信里,郑观应的这封内容最详尽、言辞最恳切,对孙中山的评价亦最高。他请求盛宣怀提携后辈,从中疏通,使孙中山有机会“一白其胸中之素蕴”。郑观应还在信中额外提了一个请求:孙欲游泰西各国,考察农务,请盛代求李鸿章,为孙办理一份出国护照。是的,申请护照也是孙中山面见李鸿章的诉求之一,可能是更实际的诉求。出国考察之目的是修习西法以改良中国农业,而核心主张是在广东自种罂粟以抵制印度烟土。这个主张,写在《上李鸿章书》的倒数第三段。

  在郑观应家里,孙中山还认识了几位朋友。其中一老一少两位,对孙中山大有助益。老者王韬,66岁,维新思想大家、中国报业鼻祖。王韬利在当时,他为《上李鸿章书》润色并定稿,还为孙中山附加了一封推荐信,收信人是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罗丰禄;少者宋耀如,31岁,晚清实业巨贾、基督教传教士。宋耀如功在后世,他是孙中山反清革命的资助者,当年秋天他承印的《万国公报》刊发了《上李鸿章书》,而他四岁的次女宋庆龄未来将成为孙中山的妻子。

  1894年6月的孙中山还想不到那么遥远的事,当务之急是去天津,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驻地。大约是6月25日,孙中山抵达天津。这是他的第一次天津之行,还是陆皓东陪同。佛照楼旅舍的广东籍掌柜,看着家乡来的两位青年,风尘仆仆入住,又步履匆匆出门。孙陆二人赶着去天津直隶总督公署,拜会盛宣怀。盛宣怀耐着性子接待了孙中山,精通洋务、有志新政的青年,无论怎么说都可堪一用。他在堂弟推荐信上的批注日期,暗示了孙中山行程的紧凑,6月26日。而经王韬润色过的《上李鸿章书》和他的推荐信,也在同一时间递到了罗丰禄手里。随后几天,佛照楼旅舍的两位住客像换了人似的,待在房间里闭门不出。偶尔,其中一人会到客堂,向掌柜打听,有无官差来找他们。对于孙中山来说,这是天大的事。

  平头百姓,包括孙中山这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,当时并不十分清楚,那几天,那个月,乃至那一年,天下最大的事,其实不是他求见李鸿章,而是一触即发的中日甲午战争。这不能怪孙中山,大清封闭的政治决策和信息传输体系,在政府与百姓之间设置了无法穿越的屏障。在铁屋般封闭的体系里,李鸿章是主事人、操盘手,同时又是一个尴尬的角色,外有敌寇进逼,内有清流攻讦,此等酸爽不足为外人道。不过,李鸿章要应处的国家大事与孙中山心中天大的事,在时间上倒是有几处偶合。

  1894年2月15日,广州《中西日报》刊发孙中山“由澳回省”告示那一天,朝鲜爆发了由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。东学党起义,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。

  1894年6月3日,差不多孙中山从广东动身北上的时候,朝鲜李氏王朝正式照会袁世凯:“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,酌遣数队,速来代剿。”李鸿章立即复电:“韩国请兵,中国势必准行。”清军分水陆两线进兵朝鲜,李鸿章则驻节天津北洋大臣衙门,运兵筹饷。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,他能够嗅出朝鲜内乱背后日本的味道。他知道清军的对手根本不是东学党,而是日本。事实上,日本已先于大清做好了战争准备,半岛驻军迅速增强。李鸿章感到了事态的严重,他的策略调整为中日双方均从朝鲜撤兵,保全和局,并寄望于英俄的调停。6月中下旬,李鸿章坐镇天津,指挥着汉城和北京两张谈判桌上的对日交涉。

  1894年6月22日,日本政府照会清廷,强硬拒绝从朝鲜撤兵的提议。三天后,光绪电谕李鸿章:和议难遂,加紧备战。这一天,应该是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日子。孙中山赶场拜访盛宣怀、罗丰禄的那几天,李鸿章正焦头烂额、日理万机,他每天处理的电报、文书近百件。有证据表明,孙中山《上李鸿章书》的确呈到了李鸿章的案头。然而,李鸿章是否拨冗读过孙中山的大作,又有何评价?不得而知。十万火急的军情等着中堂大人裁断,“人尽其才,地尽其利”云云绝非急所。对等着冷馒头充饥的人,大谈膳食均衡,稍显不合时宜。抱歉,中堂大人实在无暇聆听西医的治国方案了。孙中山在佛照楼旅舍枯等数日,等来一本出国考察农务的护照和一句算不得敷衍的承诺:“仗打完了以后再见吧!”天津之会,由此错过。

  后来,仗打完了,仗也打败了。曾为大清奉上药方的西医,已经抛弃了幻想。自津返粤不久,孙中山前往檀香山。1894年11月24日,日军攻陷旅顺并大肆屠杀时,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。这一次,西医换了个药方,他不要改良了,他要实打实的革命,革大清的命。

  诚然,错过天津之会的孙中山,此后与李鸿章还有再续前缘的可能,但他与大清早已一刀两断。回头一看,《上李鸿章书》竟是孙中山给大清下的最后通牒,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。

  甲午战争,是大清的失败,也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。马关条约签订,曾经的股肱之臣成了天选的背锅侠。1895年8月,条约签订四个月后,李鸿章“奉旨入阁办事”。此人事调整本质上是下野,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头衔被剥夺。下野有个雅气的说法,叫投闲散置。

  投闲散置的李鸿章,避居北京贤良寺。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,“裱糊匠之叹”油然而生,中堂大人一肚子的怨气:“我办了一辈子的事,练兵也,海军也,都是纸糊的老虎,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,不过勉强涂饰,虚有其表。不揭破,犹可敷衍一时。……乃必欲爽手扯破,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,何种改造方式,自然不可收拾。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?”

  宦海沉浮中的政客,多半会做吹角连营的梦。真能黜而复陟者,并不多见,何况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叟?

  李鸿章的幸运也是不幸在于,甲午战争后,日本并未停止对中国的蚕食。李鸿章下野后,在这场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对局中,清廷再也找不到一个可负其责的棋手。侠之不存,锅将焉附?更重要的是,清廷逐步认识到,李鸿章当初的构想——联俄制日——老祖宗“以夷制夷”的新款马甲,才是痛感最轻的挨打模式。

  俄罗斯人以他们特有的直率,回报了李鸿章的青睐。1896年5月,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,俄方指名道姓邀请李鸿章作为大清使节前来致贺。末代沙皇人生中最盛大的仪式,成了李鸿章东山再起的契机。慈禧送了个顺水人情,她召见李鸿章,叮嘱了几句:今命汝西行,联络欧洲,抵御日本,慎之勿懈。

  3月30日,吴淞码头一声汽笛,垂老远游拉开帷幕。此一去,历时190天,行程90000里,遍访俄罗斯帝国、德意志帝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法兰西共和国、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、美利坚合众国、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。李鸿章欧美之行,是他重返国际政坛的亮相之旅、走出甲午创痛的疗伤之旅,亦是为困境中的大清寻求突破的外交苦旅。

  自东向西环球巡游中,有一段令李鸿章大开眼界、瞠目结舌的旅程,也是无比惬意、屡造花絮的旅程,那就是美国之行。

  1896年8月28日,纽约港炮台鸣礼炮19响,10艘引导舰分左右两翼,护着“圣路易斯号”邮轮缓缓驶入泊位,码头上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高奏。李鸿章走下舷梯时,聚集在码头的数万市民,执旗列岸而迎,脱帽欢呼,万声如一。身着黄马褂的高个子老人,在纽约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。此前,他刚刚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。

  新大陆扑面而来的新气息,万物更始,欣欣向荣,让老迈帝国的失势老臣产生了天然的好感。纽约,是李鸿章美国之行的第一站。他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天,都值得他长久回味咀嚼。

  8月28日,未安排其他活动。李鸿章登上大马车,直接由码头前往行邸华尔道夫酒店。纽约街头,万人空巷,巡街捕役在马车前开道,好奇的市民挤在人行道上,争睹大清头等钦差大臣的风采,建筑物上挂满了大清的龙旗。

  8月29日,时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和多位政府高官,取消例行休假,赶赴纽约会见李鸿章。宾主双方互换国书,并就关税问题进行交流。会谈之时,李鸿章状态甚佳,悦人话语张嘴就来,“(在欧洲时)有人劝我从地中海走苏伊士运河回国,被我拒绝,因为我一定要来美国看看。”

  8月30日,李鸿章祭扫好友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墓地,并在格兰特儿子富德立陪同下看望了格兰特的遗孀。

  9月1日,李鸿章参加当地教会组织的弥撒布道并发表演说,讨喜辞令再度派发,“若以大道言之,本大臣恒谓基督之福音,实近于吾儒之圣道。”当晚,中堂大人探访纽约下城区唐人街,当地华人奔走相告,兴奋异常,迎接来自故土的贵宾,马车几不能行。

  9月2日,李鸿章接受《纽约时报》的专访。他借访谈之机,为在美侨胞遭受的歧视而发声,呼吁美国废除排华的《格利法》,“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?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,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,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?这不是自由!”

  9月3日,李鸿章离开纽约前往费城。中央火车站内,送行华人无不鞠躬叩首。前后一周时间,纽约掀起了一股“李鸿章热”。作为热源的李鸿章,情绪之高亢自不待言。他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的开场白,甚至有了点放飞自我的意味: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。

  相信李鸿章说的是真心话,他的满心欢喜天地可鉴。只是,也许,有些事他并不知晓,有些人他并未得见,譬如孙中山。有个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,可能会推倒他的那句开场白——如果他在纽约见到了孙中山,还会对见到一切都很喜欢吗?

  呵呵,不必惊讶,时间线的比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李鸿章访问纽约的那一周,孙中山恰好就在纽约。这是两人错过天津之会后,又一次同处于一座城市。同处一座城市的他们,还是没有见面。那位曾经上书李鸿章的西医,此时的身份是朝廷的通缉犯。

  1895年10月底,孙中山策划乙未广州起义,因计划泄漏加之突生变故而功败垂成。陆皓东为了焚毁兴中会名册而延误了撤退,不幸被捕,在受尽酷刑后英勇就义。乙未广州起义,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,他的追随者陆皓东是第一个献身共和的人。起义失败,为躲避清廷抓捕,孙中山流亡海外。此后16年,流亡成了他的常态。

  1896年1月,孙中山第四次前往檀香山。居数月,于6月抵旧金山,这是他第一次踏足美国本土。孙中山的美国之行,是一段四处鼓吹革命又不断遭遇冷落的旅程。在旧金山的两个月,布道者感叹:“旅美华侨风气异常闭塞,十九缺乏国家思想,与谈革命排满,莫不掩耳惊走。”随后,孙中山由旧金山乘火车横跨美国,途径萨克拉门托、芝加哥等地,赴东海岸。推算下来,他要比李鸿章早10天抵达纽约。

  在纽约期间,孙中山租住于唐人街一家华人会馆的地下室,往往以一碗面条充饥。他对此并不在意,因为“向华侨痛言革命救国之真理”才是他挂心之事,然而“言者谆谆,听着藐藐,且以中山为谋反大逆,视同蛇蝎,其肯与往还者,仅耶稣教徒数人而已。”对孙中山谆谆教诲嗤之以鼻者中,有不少人在9月1日,也就是李鸿章探访唐人街的那个晚上,走向街头去兴奋围观。

  如果次日的阳光能透进孙中山蜗居的地下室,会照见他脸上的失意。李鸿章逗留纽约的那一周,每日翻看报纸的孙中山,心情又是何等复杂?先知的痛苦,莫过于此。

  先知更大的烦恼是,他在美国的一举一动,都在清廷驻外机构的严密监控中。只是由于当时中美之间未有引渡条约,无法下手。在友人提醒下,孙中山于9月23日,乘坐白星公司“陛下号”邮轮前往英伦。李鸿章的来路,是孙中山的去处。

  10月11日,刚刚结束欧美之行的李鸿章回京复命,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召见。中堂大人如沐春风,“忽从西海,重履东华。去日几何,则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感”。同一天,孙中山在伦敦遭大清驻英国使馆绑架,拘禁。若事无转机,陆皓东的命运在等着孙中山。解危救厄的天使此时眷顾了西医,孙中山母校西医书院的英籍教务长康德黎就在伦敦。在老师的施压下,驻英使馆被迫于11天后释放孙中山。重获自由的他,也有如梦中之感。不幸中之万幸,伦敦蒙难的经历令孙中山名声大噪。一个流往海外、居无定所的通缉犯,成了欧美及港澳报纸的新闻人物,他是评论家笔下“新型的革命派领袖”。

  三、1900年6月、7月、8月,广州、香港、上海,“值此危难之际,愿与孙氏会晤”

  伦敦蒙难之后,孙中山与大清结下的梁子永无化解之可能,但他与李鸿章的缘分却未到终章。孙李再续前缘,只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和一个合适的人。时机很快到来,1900年,庚子事变。合适的人也应时而现,刘学询,孙中山的老乡、李鸿章的幕僚。

  刘学询,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最顶级的政治掮客,拥有跟乱世高度适配的投机型人格。他与那个年代的每一个派别,都能找到鲜明的同类项。他与孙中山一样支持革命,又与康有为一样反对共和,还与李鸿章一样寄生于大清的躯体内。刘学询的政治光谱之所以如此纷乱,跟他的世界观有关。他有驱逐胡虏、匡扶汉室的梦,但他梦里的汉室乃是帝制的汉室,朱元璋才是他的人生理想。“朱元璋”委身于满清,是他的权变,是终将证明他目的正确的手段。700万银元的身家,约占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,令刘学询真有底气拿大清江山当棋盘豪赌一把,棋筋在两广。

  棋的开局是1899年12月19日,李鸿章起复、受命署理两广事务,慈禧将刘学询交其“差遣委用”。李鸿章南下的主要任务,是铲除准备发起勤王运动的康梁。中堂大人对康梁的态度比较暧昧,抚之意多于剿。反倒是刘学询,因与康有为有宿怨,抵粤不久便铲平了康梁祖坟。此举伤害性不大,侮辱性极强。受辱的康梁,起了杀心。1900年4月24日,刘学询由澳返穗途中,遭遇枪击。子弹准确命中衣服的扣子,刘学询仅受了点皮外伤。受伤的刘学询,将康梁视作不共戴天的仇寇。反清复明的大业,从长远看,帝党是比后党更麻烦的阻碍。假革命党之手以剿灭帝党,自是可以考虑的选项。

  其实,刘学询与孙中山是旧识。孙在澳门行医时,刘就襄助过孙。乙未起义失败,孙流亡海外后,刘是重要的幕后金主。如今金主南下,与孙中山有了深度合作的基础。刘学询遇刺一个月后,李鸿章补授两广总督实缺。领衔主演正式就位,导演刘学询公布的片名比较老套,叫“两广独立”,孙中山西医书院的老师何启创意的概念。孙中山和李鸿章,因着刘学询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理由碰一次面。

  题材出现在中国北方,6月初,义和团大闹华北,京畿一片混乱。各国公使迅速集结联军,威胁直接出兵进攻北京。

  1900年6月17日,联军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。慈禧产生了合理联想,以为联军背后有帝党的影子,是要逼她归政光绪。一份对列强宣战的诏书已在老佛爷胸中酝酿:“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,人人敢死,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,人民多至四百余兆,何难翦彼凶焰,张我国威。”大清要凭满腔热血以卵击石,前现代国家在被坚船利炮碾成齑粉之前,都会有一股子慷慨之气。

  复线推进的故事有另一处片场,珠江口外。大沽口炮台失守当天,清廷通缉犯孙中山乘坐法国轮船由日本赴越南,途中在香港停留。由于有五年驱逐令在身,通缉犯并不能登陆上岸。本次来港,孙中山一方面要与香港兴中会成员密谋惠州起义。另一方面,他在日本时收到邀约:“值此危难之际,愿与孙氏会晤,共议匡救天下之策,务请来粤一行。”天下之策,无非“两广独立”。

  这份邀约,不知是李鸿章本人还是刘学询借李鸿章名义发出。孙中山不太相信77岁的老朽会有此等魄力,但又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赴约,一同来港的还有日本友人宫崎滔天、内田良平、清藤幸七郎等。6月17日下午,广州派来的炮艇 “安澜号”抵港外海。就在孙中山登艇前最后一刻,某种不详的预感袭上心头,伦敦蒙难的惨痛经历让他驻足。为防李鸿章设圈套诱捕,孙中山委托日本友人前往广州。当晚,三个日本人被接到刘学询位于荔湾的私宅进行密谈,李鸿章没有现身,代表他出面的是房主刘学询。谈判结果,李鸿章方面同意保证孙中山的安全,并由刘学询替孙中山偿还流亡时欠下的债务。会谈结束,日本人搭炮艇折返,于18日凌晨抵港。孙中山乘坐的法国轮船已开往西贡,说好的广州之会被卷进了船尾的涡流里,化作一团泡沫。

  然山不转水转。只要北方形势继续恶化,“两广独立”便还在议事日程,孙李之会就仍有操作空间。

  6月21日,清廷向英美法日等11国宣战。鸡蛋撞向了石头,画面感果然很强,清军一触即溃,义和团一哄而散。京津危在旦夕,7月8日,清廷急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国难思良将,若国无良将,好歹得有裱糊匠。时隔4年又11月,李鸿章官复原职。

  中堂大人斟酌了10天,于7月18日动身北上,刘学询随从。当天下午,船经香港,时任港督卜力邀李鸿章登岸一叙。李鸿章清楚卜力想跟他谈什么,刘学询事先跟他吹过风。在清廷对列强宣战后,“两广独立”的必要性、重要性和迫切性骤升。兴中会通过何启游说卜力,港督下定决心撮合孙李见面,甚至不惜扣留李鸿章。孙中山由南洋回日本的轮船“佐渡号”就泊在香港外海,他比李鸿章早到一天。

  未承想,李鸿章与卜力叙谈时拒绝了会见孙中山的要求,这让刘学询也颇感意外。中堂大人还话锋一转,正色提醒港督:不要将香港作为颠覆清政府的基地。谈话有滑向尬聊的危险,幸亏李鸿章的一个表态舒缓了氛围,他不反对在两广率先推行宪政。同时询问,万一北京有变,列强希望谁来当皇帝?

  港督最终放行了中堂大人,不是因为后者隐约流露的“想当皇帝”的意图,而是他收到了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·张伯伦的急电:不可轻举妄动。二战头牌绥靖主义者的父亲,为中堂大人解了围。李鸿章安然返回他的轮船,孙中山还在“佐渡号”的船舱里焦急等待。

  等待不会太久,无限的念想会制造现实。孙中山始终惦记着“两广独立”,而且随着北方混乱加剧,他的眼光也不局限于华南一隅,整个长江以南皆可相机图谋。当然,李鸿章、刘学询依然是孙中山可以借助的力量。孙中山的计划要争取李鸿章的合作,至少是部分参与。7月24日,他从香港回到神户,便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动向。事有凑巧,7月25日李鸿章抵沪后并未立即北上。中堂大人住进了刘学询位于静安寺附近的沧州别墅,有看风驶船的意思。

  8月15日,八国联军攻占北京,慈禧西狩。8月20日,光绪罪己。李鸿章有独揽朝纲的态势,这对于孙中山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坐不住了,决定冒险回国。8月22日,孙中山自横滨出发,29日晚抵达上海。清廷官员事先得到了风声,准备捉拿。孙中山躲进了公共租界一家日本旅社,他在上海待到了9月1日。从8月29日到9月1日,四天三晚,是孙中山与李鸿章继天津、纽约后,第三次同处于一座城市。

  孙中山抵沪翌日,密会英国驻沪领事,寻求外援。此外,他一定要跟李鸿章见个面,他是否如愿?

  刘学询提供了一套没有旁证的说辞:孙中山在沪期间,大抵是8月30日或31日,他曾单独将孙中山带到了沧州别墅,李鸿章正居于此处。依刘之言,孙中山还是见到了李鸿章。

  不过,沧州别墅孙李之会,笼罩着疑云,经不起推敲。首先,关于此事,除了刘学询外,当事双方,无论李鸿章还是孙中山的回忆中均未提及;其次,从当年10月孙中山致信刘学询所提及的密商内容判断,对谈双方更像是孙中山与刘学询,而非孙中山与李鸿章;最重要的是,李鸿章用实际行动证明,他那时根本没有同孙中山合作的意图。既然不想合作,又何必同“乱臣贼子”见面?

  符合逻辑的猜想是,孙中山去了刘学询的沧州别墅,可李鸿章避而不见,两人在一栋楼里,没准只隔着一层楼板、一面砖墙乃至一道屏风。

  如此之近又彼此错过,两人从此再无交集。孙中山离开上海后加快了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,10月惠州之役点燃了革命之火焰。李鸿章于9月中旬北上,去收拾那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。次年9月,“大清唯一能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”签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——《辛丑条约》。

  作为孙李之会的策划师,刘学询没有随着李鸿章北上,也没有跟着孙中山造反,他去了杭州。通吃政商两界的神人,在西湖边置地当了寓公。起初,他以为自己是棋手,包括孙李在内的其他人都是棋子。末了,他发现自己也是一颗棋子,被遗忘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里。

  1901年11月7日,《辛丑条约》签订整两个月后,李鸿章殁于北京贤良寺。临终前他吟诗一首:秋风宝剑孤臣泪,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毕生为朝廷效命的中堂大人若知身后事,定会长恸不止。他去世十年后,武昌起义爆发,大清灭亡,历两千余年的帝制终结。缔造共和者,正是与李鸿章缘悭一面的孙中山。

  李鸿章与孙中山,都曾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,也都承担着破局之使命,他们本有机会携手合作。可李鸿章,一如梁启超所评,其长在不畏辛劳,其短在不敢破格。不敢破格的李鸿章,走不出自己的影子。虽有开明口碑,顶多是同体制奴仆的身份作个调和。相反,孙中山出自敢为天下先的南粤,率先冲破了时代音障。在保大清还是保中华之间,孙中山毅然选择了后者,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。

  李鸿章与孙中山,处相同的时代,有相同的任务,却毕竟不是灵魂相似的人,所以他们不管走得多近,终究不会相逢。

  《1896,李鸿章的世界之旅》,侯杰、王小蕾著,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10月版

  《东方巨人——孙中山生平故事》,李朋、高德宝著,红旗出版社2016年11月版

  《三十岁前的孙中山》,黄宇和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

  《山雨欲来:辛亥革命前的中国》,陆建德、罗志田等著,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3月版

  《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》,沈渭滨著,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一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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